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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约客6万字美国大疫纪事: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(1) 
发布于:2021-1-16 03:16

纽约客6万字美国大疫纪事: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

羊说Today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加拿大和美国必读Author 远奇编译

加拿大和美国必读

文章源自《纽约客》,作者:劳伦斯·赖特,编译,朱远奇。全文6万字,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,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,此文为删节版,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。英文全文参见:https://www.newyorker.com/magazine/2021/01/04/the-plague-year


目录

1、乌云压城

2、狡猾的病毒

3、蛋白

4、这更像是1918年

5、拉平曲线

6、失控二月

7、兵临城下

8、淡定

9、恶性循环

10、援军

11、计划就是没有计划

12、小非洲

13、华尔街的使命

14、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

15、我无法呼吸

16、一路狂奔

17、黑暗阴影

18、玫瑰园集体感染

19、幸存者

20、彻底投降

21、就是现在



Image



1、乌云压城
在长达一年的新冠疫情灾难中,曾出现过三个关键时刻,可能会导致疫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
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,当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谈。雷德菲尔德刚收到一份报告说,武汉市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。
长期以来,公共卫生领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样的大规模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所困扰,为此雷德菲尔德很担心。追问之下,高福向他保证,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。当时的理论是,每一个案例都来自野味菜市场的动物。
雷德菲尔德就注意到,在27个报告的病例中,有几个家庭聚集病例,不可能每个人被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狸猫或是浣熊感染。
几天后,在与雷德菲尔德的另一次谈话中,高福哭了,他说:“我们怕是太晚了。”
也许高福才刚刚知道,至少从2019年11月起,这种病毒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。当然,雷德菲尔德并不知道,病毒已经在加州、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出现了,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在马萨诸塞、威斯康辛、爱荷华、康涅狄格、密歇根和罗得岛传播。
这些病例远远早于美国公布的第一例官方病例。
雷德菲尔德相信,如果疾控中心的专家团队能够在1月初访问中国,他们就会清楚世界正面临着什么。这种新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,当时人们认为它就跟它的表亲非典病毒一样,只具有轻微的传染性。
这种假设是错误的,武汉出现的病毒传染性要大得多,而且主要是通过无症状传播。雷德菲尔德最近告诉我,“根据症状诊断病例,隔离病例,并在患者周围追踪接触者,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。如果这样做,你会漏掉一半的病例。直到二月底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第一个错误已经犯下,第二个错误就要发生。

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,他说,“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,没什么大不了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马修·波廷格(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,2019年9月22日以来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。)开始有点紧张。或许是因为他很难被归类,他成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。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,在中国待了七年,曾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报道。32岁时他离开了新闻业,加入了海军陆战队,这个决定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。

在阿富汗,他与中将迈克尔·弗林(Michael Flynn,前美国安全顾问,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。)合写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关于改进军事情报的论文。当特朗普任命弗林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,弗林选择了波廷格作为亚洲事务主管。
随后的丑闻(2017年2月13日,弗林因涉嫌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秘密接触,违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触外交机密的规定,使他辞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,在任仅24日,是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)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弗林丢掉了职务,但波廷格却被留了下来,为随后的五名国家安全主管服务。
2019年9月,特朗普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。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里,他已悄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在华尔街日报,波廷格曾报道过2003年非典的爆发。当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,非典蔓延至香港、河内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马尼拉、乌兰巴托、多伦多和旧金山。它最终感染了大约30个国家。由于公共卫生官员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缓慢传播特性,8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。
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全球事态发展,并为总统提供应对方案。
1月14日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跨部门会议来讨论这种病毒。
Image
  • 国家安全副顾问马特·波廷格很早就倡导戴口罩





1月20日, 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病例,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,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·福奇博士说,“患者是在美国工作的35岁年轻人,他曾经到过武汉。”
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,他说,“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,没什么大不了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2020年1月23日,美国参议员们聚集在一起,就特朗普的弹劾案展开第二天的开庭辩论。这不过是走过场,因为结果早就注定。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,他将阻止民主党引入证人或新证据,“我们掌握着选票。”
弹劾审判给仍在参加竞选党内初选的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带来了困难。周五晚上,诉讼程序刚一休庭,其中两位候选人就匆忙前往参加周末的竞选活动,然后又回到华盛顿,听取一场输赢已定的辩论。
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中,麦康奈尔宣布,“早上10点半,全体成员将听取关于新冠病毒的简报。”
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。

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,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“担心或害怕的东西”,但他补充说,“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”。

1月24日,简报会在健康、教育、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听证室举行,这个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人拉马尔 · 亚历山大主持。帕蒂·默里是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资深成员,她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,已经当了27年的参议员。她的父亲一直经营着一家廉价便利店。十五岁时,她父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而无法工作,从那以后,他们家只能靠着救济金生活。
疾病如何从经济上摧毁人们的生活,对此她深有体会,也知道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帮助。
几天前,她听说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。这名男性病患从武汉来到了她所在的华盛顿州。默里联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,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确:男子已经被安排住院,卫生官员正在追踪几个可能的接触者。
突然,他们的追踪名单扩展到几十人。默里对自己说,“哇,形势有点严峻,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口了。”
在疫情爆发的早期,果断及时地采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,但是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家关注到这一点。上一次的大规模疫情,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蔓延到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人的村庄,距今已有一个世纪。那时,科学家们还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病毒。
在21世纪,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麻烦,但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。那些曾经引领世界抗击疾病和保持美国人健康的机构,预算在逐年减少,这反映出人们对病毒关注度越来越少。一些相关的医院关闭了,应急设备的库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。
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如幽灵般的未知病毒,让某些公共卫生官员感到噩梦般的恐惧,但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。
大约20名参议员出席了安东尼·福奇和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长达一小时的简报会,卫生当局对疫情表现的轻描淡写。雷德菲尔德说,“我们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。”
当天,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内阁级官员在内的42人,举行了一次会议。那时中国刚刚宣布封锁武汉,这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,意味着人际传播可能正在发生。
事实上,波廷格的工作人员报告说,另一个城市黄冈也被封锁了。在此前一天,国务院加强了对前往武汉地区的乘客的旅行警告,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实施另一项预防措施:将所有来自武汉的乘客送往美国的五个机场,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后再入境。
第二天,波廷格出席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华人新年晚会。资深外交人员、中国的移民,转述了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传来的关于疫情的消息。人们开始害怕起来,听起来像是非典重演。
波廷格回到家,翻出了他曾经做报道时的档案,寻找可能的信息来源,包括中国医生的电话号码。然后他打电话给在西雅图做传染病医生的兄弟保罗。保罗一直在Listservs(一种电子邮件群组讨论列软件)上阅读这种新病毒的报道,但他认为,就像非典一样,只是“昙花一现”。
波廷格问道,如果来自中国的航班停飞,美国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?
保罗很犹豫。像大多数公共卫生从业者一样,他认为旅行禁令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,会使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国家遭到舆论压力,同时会阻碍医生和医疗设备的流通。而且,当限制措施到位时,这种疾病往往已经渗入边境,使得整个行动毫无意义。
但是波廷格对于停飞中国航班的态度很坚决,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,只知道它会像野火一样蔓延,火苗通过航班从一个城市蹿到另一个城市。
保罗告诉波廷格,要尽一切所能减缓病毒的蔓延,让美国有机会建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措施,这样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发。否则,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是灾难性的。

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当时已经传播得如此广泛。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,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“担心或害怕的东西”,但他补充说,“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”。大疫纪事:新冠悲剧背后的错误与挣扎

羊说Today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加拿大和美国必读Author 远奇编译

加拿大和美国必读

文章源自《纽约客》,作者:劳伦斯·赖特,编译,朱远奇。全文6万字,有很多以前外界不知道的细节,这可能也是纪录美国疫情最优秀的文字读本,此文为删节版,也是因为公号只能发最多5万字。英文全文参见:https://www.newyorker.com/magazine/2021/01/04/the-plague-year


目录

1、乌云压城

2、狡猾的病毒

3、蛋白

4、这更像是1918年

5、拉平曲线

6、失控二月

7、兵临城下

8、淡定

9、恶性循环

10、援军

11、计划就是没有计划

12、小非洲

13、华尔街的使命

14、那个不戴口罩的男人

15、我无法呼吸

16、一路狂奔

17、黑暗阴影

18、玫瑰园集体感染

19、幸存者

20、彻底投降

21、就是现在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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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乌云压城
在长达一年的新冠疫情灾难中,曾出现过三个关键时刻,可能会导致疫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。
第一次是在2020年1月3日,当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交谈。雷德菲尔德刚收到一份报告说,武汉市发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病毒。
长期以来,公共卫生领域一直被像1918年流感那样的大规模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所困扰,为此雷德菲尔德很担心。追问之下,高福向他保证,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。当时的理论是,每一个案例都来自野味菜市场的动物。
雷德菲尔德就注意到,在27个报告的病例中,有几个家庭聚集病例,不可能每个人被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狸猫或是浣熊感染。
几天后,在与雷德菲尔德的另一次谈话中,高福哭了,他说:“我们怕是太晚了。”
也许高福才刚刚知道,至少从2019年11月起,这种病毒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。当然,雷德菲尔德并不知道,病毒已经在加州、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出现了,并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在马萨诸塞、威斯康辛、爱荷华、康涅狄格、密歇根和罗得岛传播。
这些病例远远早于美国公布的第一例官方病例。
雷德菲尔德相信,如果疾控中心的专家团队能够在1月初访问中国,他们就会清楚世界正面临着什么。这种新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,当时人们认为它就跟它的表亲非典病毒一样,只具有轻微的传染性。
这种假设是错误的,武汉出现的病毒传染性要大得多,而且主要是通过无症状传播。雷德菲尔德最近告诉我,“根据症状诊断病例,隔离病例,并在患者周围追踪接触者,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。如果这样做,你会漏掉一半的病例。直到二月底我们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第一个错误已经犯下,第二个错误就要发生。

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,他说,“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,没什么大不了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马修·波廷格(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,2019年9月22日以来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。)开始有点紧张。或许是因为他很难被归类,他成了特朗普领导下的白宫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。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,在中国待了七年,曾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做报道。32岁时他离开了新闻业,加入了海军陆战队,这个决定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意外。

在阿富汗,他与中将迈克尔·弗林(Michael Flynn,前美国安全顾问,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。)合写了一篇影响力广泛的关于改进军事情报的论文。当特朗普任命弗林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时,弗林选择了波廷格作为亚洲事务主管。
随后的丑闻(2017年2月13日,弗林因涉嫌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与俄罗斯的外交人员秘密接触,违反了非外交官不得接触外交机密的规定,使他辞去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,在任仅24日,是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)几乎一夜之间就让弗林丢掉了职务,但波廷格却被留了下来,为随后的五名国家安全主管服务。
2019年9月,特朗普任命他为副国家安全顾问。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政府里,他已悄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
在华尔街日报,波廷格曾报道过2003年非典的爆发。当时死亡率约为百分之十,非典蔓延至香港、河内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马尼拉、乌兰巴托、多伦多和旧金山。它最终感染了大约30个国家。由于公共卫生官员的英勇努力以及非典自身的缓慢传播特性,8个月后疫情得到了控制。
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全球事态发展,并为总统提供应对方案。
1月14日,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跨部门会议来讨论这种病毒。
Image
  • 国家安全副顾问马特·波廷格很早就倡导戴口罩





1月20日, 美国发现了第一例病例,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,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·福奇博士说,“患者是在美国工作的35岁年轻人,他曾经到过武汉。”
正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特朗普对这一威胁不以为然,他说,“这只是从中国来的一个人,没什么大不了。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2020年1月23日,美国参议员们聚集在一起,就特朗普的弹劾案展开第二天的开庭辩论。这不过是走过场,因为结果早就注定。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说了,他将阻止民主党引入证人或新证据,“我们掌握着选票。”
弹劾审判给仍在参加竞选党内初选的四位民主党参议员带来了困难。周五晚上,诉讼程序刚一休庭,其中两位候选人就匆忙前往参加周末的竞选活动,然后又回到华盛顿,听取一场输赢已定的辩论。
在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中,麦康奈尔宣布,“早上10点半,全体成员将听取关于新冠病毒的简报。”
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提到新冠疫情。

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,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“担心或害怕的东西”,但他补充说,“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”。

1月24日,简报会在健康、教育、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听证室举行,这个委员会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人拉马尔 · 亚历山大主持。帕蒂·默里是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资深成员,她曾是一名幼儿园教师,已经当了27年的参议员。她的父亲一直经营着一家廉价便利店。十五岁时,她父亲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而无法工作,从那以后,他们家只能靠着救济金生活。
疾病如何从经济上摧毁人们的生活,对此她深有体会,也知道政府应该如何提供帮助。
几天前,她听说了美国首例新冠确诊病例。这名男性病患从武汉来到了她所在的华盛顿州。默里联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官员,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很正确:男子已经被安排住院,卫生官员正在追踪几个可能的接触者。
突然,他们的追踪名单扩展到几十人。默里对自己说,“哇,形势有点严峻,火已经烧到自家门口了。”
在疫情爆发的早期,果断及时地采取措施才是最重要的,但是几乎没有其他政治家关注到这一点。上一次的大规模疫情,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蔓延到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人的村庄,距今已有一个世纪。那时,科学家们还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病毒。
在21世纪,传染病虽然是一种麻烦,但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。那些曾经引领世界抗击疾病和保持美国人健康的机构,预算在逐年减少,这反映出人们对病毒关注度越来越少。一些相关的医院关闭了,应急设备的库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。
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如幽灵般的未知病毒,让某些公共卫生官员感到噩梦般的恐惧,但并没有出现在大多数美国决策者的议程上。
大约20名参议员出席了安东尼·福奇和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长达一小时的简报会,卫生当局对疫情表现的轻描淡写。雷德菲尔德说,“我们已经做好了防范措施。”
当天,波廷格召集了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内阁级官员在内的42人,举行了一次会议。那时中国刚刚宣布封锁武汉,这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,意味着人际传播可能正在发生。
事实上,波廷格的工作人员报告说,另一个城市黄冈也被封锁了。在此前一天,国务院加强了对前往武汉地区的乘客的旅行警告,与会人员讨论了如何实施另一项预防措施:将所有来自武汉的乘客送往美国的五个机场,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后再入境。
第二天,波廷格出席了在国会山举行的华人新年晚会。资深外交人员、中国的移民,转述了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传来的关于疫情的消息。人们开始害怕起来,听起来像是非典重演。
波廷格回到家,翻出了他曾经做报道时的档案,寻找可能的信息来源,包括中国医生的电话号码。然后他打电话给在西雅图做传染病医生的兄弟保罗。保罗一直在Listservs(一种电子邮件群组讨论列软件)上阅读这种新病毒的报道,但他认为,就像非典一样,只是“昙花一现”。
波廷格问道,如果来自中国的航班停飞,美国是否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?
保罗很犹豫。像大多数公共卫生从业者一样,他认为旅行禁令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,会使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国家遭到舆论压力,同时会阻碍医生和医疗设备的流通。而且,当限制措施到位时,这种疾病往往已经渗入边境,使得整个行动毫无意义。
但是波廷格对于停飞中国航班的态度很坚决,人们对这种病毒知之甚少,只知道它会像野火一样蔓延,火苗通过航班从一个城市蹿到另一个城市。
保罗告诉波廷格,要尽一切所能减缓病毒的蔓延,让美国有机会建立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等相关措施,这样才能控制住病毒的爆发。否则,接下来的一年可能是灾难性的。
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疾病当时已经传播得如此广泛。就连福奇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,新冠并不是美国人需要“担心或害怕的东西”,但他补充说,“情况正在不断地变化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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